以下为晚点专访报道
“核聚变永远还有 50 年是对的,现在不到 10 年可能也是对的。”
文丨贺乾明
编辑丨程曼祺
“如果核聚变发电就是实现不了呢?”
听到这个问题,在清华大学研究核聚变 20 多年的谭熠沉默了几秒,然后笑了起来。他觉得这个问题 “根本没道理”,因为核聚变 “从科学上是可行的”。
70 多年前的曼哈顿工程期间,科学家就了解核聚变原理。二战结束后,美国很快就用它造出了氢弹。但用核聚变发电的研究几经起伏,冷战后几乎停滞了 20 多年。
情况在 2021 年发生变化,美国的核聚变公司 Helion 宣布把等离子体加热到 1 亿摄氏度,实现原本只有政府项目才能做到的壮举;从麻省理工分拆的核聚变公司 CFS 开发出形成更强磁场的高温超导磁体,把低成本建造能实现核聚变装置可能性大幅提高。
核聚变创业热潮出现:OpenAI 联合创始人山姆·阿尔特曼、PayPal 联合创始人彼得·蒂尔、比尔·盖茨、乔治·索罗斯等硅谷科技名流和富豪,以及 Google、DFJ 等机构在短时间里朝核聚变行业投资了 30 多亿美元,是美国政府数年来累计拨款的数倍。
这一年,谭熠创办核聚变公司星环聚能,担任首席科学家,在 2022 年 6 月拿到数亿元的天使轮融资,成为中国首批核聚变创业者。同年成立的还有从米哈游等公司拿到 4 亿元人民币投资的能量奇点。
这个月,核聚变工业协会(FIA)发布报告称,有 5 家公司计划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核聚变发电,还有 21 家定在 2035 年之前。
谭熠说,核聚变领域也存在 “Scaling Laws”,这本身是一个物理概念:把核聚变装置的尺寸、磁场感应强度和磁场利用效率提高后,就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“资金投入多了很多,有很多激励机制高效、效率高的公司参与,会大幅加速这个过程。”
他的核聚变研究生涯从行业低谷期开始。2002 年,他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确定保研方向时,刚好赶上清华建成托卡马克装置,就留下攻读核聚变方向博士。
那时正值全球多数国家缩减核聚变投入。美国能源部给核聚变研究的拨款降到高峰时期的 1/4。“有多少钱办多少事,研究进展基本就是一个水平线。” 谭熠说,“核聚变永远还有 50 年” 的说法就在这时候出现。
谭熠所在的实验室也经费不足:核聚变装置建成后,他们只是维护运行就面临极大的资金压力,“真空密封圈都是自己用粗保险丝焊的”。
但谭熠没有改行,因为这个领域和他的爱好与擅长高度重合。2009 年博士毕业后,谭熠留在清华继续研究核聚变,2015 年才评上副高级职称。
创办星环聚能成了谭熠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借助他和团队之前 20 年的研究经验,星环聚能只用 279 天就在西安建成第一代核聚变实验装置,并成功运行,点亮等离子体——这是实现核聚变的最基础条件。
星环聚能运行第一代核聚变装置,点亮等离子体。图片来自星环聚能。
创业这两年,谭熠说自己的潜力得到释放,“成果可能比过去二十年都多”。他说 “核聚变永远 50 年在当时是对的,现在这个阶段不到 10 年,可能也是对的。”
星环聚能正在设计下一代核聚变装置,预计 2027 年建成。他们计划,这个装置不仅要实现核聚变,还要把消耗的能量降低到产生能量的 1/10——离核聚变发电只有一步之遥。美国的核聚变公司 Helion 和 CFS 计划今年或明年达到这个目标。
问题是,Scaling Laws 只是过去的经验总结,最多到实现 5.2 秒核聚变。该纪录由英国的托卡马克装置 JET 在 2023 年底创造。而 5.2 秒可控核聚变到能够平稳发电之间还是一片空白。
过去的规律在未来能否继续有效?
“作为一个创业者,我会往好了想。” 谭熠认为装置真做到那个地步,性能也许会更好。核聚变领域过去 70 年的研究经历告诉他:当你很绝望时,总会有一些你完全无法预料的物理现象出现。
寻找投资是他们的长期任务。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需要 12 亿元人民币,他们已筹到的资金还不够。
谭熠是那种让投资人喜欢但又觉得棘手的创业者。他有过硬的研究背景,是博士生导师,管着清华大学的核聚变装置,可以聚集一批专业人才。他还有一段成功的创业经历:2016 年创办的硕橙科技去年收入过亿,近期完成 C1 轮融资。
但他给星环聚能选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线,在美国基本找不到另一家公司像他们这么做。谭熠说:“我们需要向投资人额外解释,为什么我们的路线可以。” 他希望投资人们胆子再大一点。
以下是我们与星环聚能创始人、首席科学家谭熠的对话:
“从永远 50 年到现在的不到 10 年,都是客观表述”
《晚点》:现在有 5 家商业公司定下目标,要在 2030 年前实现核聚变发电。技术真到了这个地步吗?
谭熠:现在到 2030 年还有六七年时间。从科学、工程或者技术上,受控核聚变还没有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我的感受是,我们不能基于受控核聚变之前几十年的发展速度,来判断后面的发展速度。现在资金投入比之前多了很多,国有研究机构之外,有很多非常灵活、激励机制非常先进、效率也非常高的公司参与,确实可以大幅加速。
《晚点》:全球多个政府机构一起投资 200 多亿美元的核聚变装置 ITER,有十层楼高,计划在 2035 年运行,也没有定下目标一定能发电。为什么双方预期差别这么大?
谭熠:因为双方的技术路线截然不同。如果都走 ITER 这个路线,并且采用 ITER 的协作方式,我相信没有哪家公司敢说比 ITER 走得更快。商业公司在 ITER 的基础上做了大幅简化和调整,比如缩小装置尺寸,调整技术路线,提高团队效率,确实省了很多资源,也有可能大幅缩短时间。
《晚点》:所以商业机构作为主力,推动核聚变发电变成现实,是最合适的路径?
谭熠:商业机构确实效率更高。目前的情况是,不管是什么路径,只要科学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,都有可能得到支持。聚变成功肯定是一件收益无限的事,但怎样算最合适地达到这个目标,还没人绝对肯定。我觉得还得饱和式支持,总有一些路线或者团队取得突破,得到惊人回报。
《晚点》:1940 年代,造原子弹(核裂变)的曼哈顿工程期间,核聚变原理就已经明确;到后来 1950 年代成功造出氢弹(核聚变),聚变的思路就更清晰了。为什么后面核裂变电站发展得很快,核聚变电站研究 70 多年,还是很遥远?
谭熠:原子弹和核裂变电站的区别其实不大,裂变电站放置了许多控制棒在核燃料里,裂变链式反应的维持与原子弹没什么本质区别。
的确,氢弹实现没有多久,实现核聚变的指标就非常清晰了:以氘氚两个元素实现聚变为例,温度要到 1 亿摄氏度到 1.5 亿摄氏度,把(氘氚变成的)等离子体的密度压缩,每立方米有 10 的 20 次方个粒子,再把能量约束(用磁场把等离子体压缩并限制在特定空间)时间提高到秒级。
但我们做一个聚变电站,不可能像氢弹一样,用一个原子弹去引爆,要找一个全新路子,导致核聚变电站到现在还没出现。现在主流的方式是磁约束(借助强大的磁场实现核聚变)。过去 70 多年,大家都在追求在可控的前提下,让温度、等离子体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达到聚变的条件。
(备注:实现可控聚变有两种探索方向:一是惯性约束,人工模拟氢弹爆炸;另一种是磁约束,主要的方法是用强力磁场压缩高温等离子体。)
《晚点》:这 70 年里,聚变研究经历几次起落,60、70 年代是上一个高峰,现在是一个新的投入高峰,这是怎么发生的?
谭熠:整体上与国际局势密切相关。1950 年代是亢奋期,各国都在疯狂搞各种方案,闷着头想第一个做出来,谁先干出来,谁就掌握了终极能源。但是到 1950 年代末,大家发现这个事情跟想象的不一样,很难,情绪就比较低落了。
1960 年代末,苏联人发明的托卡马克装置,性能远超最初估计,得到世界认可。再加上 1970 年代的中东战争、石油危机,之后 10 多年是聚变的黄金时期,各国投入非常多,几个大装置,包括前段时间刚刚关闭的 JET,世界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,就是这段时间建的。
托卡马克装置 JET 的内部构造。托卡马克是 “带有电磁线圈的环形真空室”,名字来自环形(toroidal)、真空室(kamera)、磁(magnit)、 线圈(kotushka)这四个俄语单词的缩写。来源:JET
到 1980 年代早期,大家发现把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加热功率提升上去,它的约束(能量约束时间)就会显著变差。等离子体温度是劳逊判据的一个关键指标,能量约束时间也是劳逊判据的关键指标,我们希望这两个指标同时往上走,但实际上,一个指标往上,另一个指标就往下,两者的乘积很难提高,受控核聚变进入黑暗阶段。
(备注:英国科学家劳逊在 1950 年代提出的核聚变点火必要条件,等离子体温度 T、能量约束时间 τ、跟等离子体密度 n 乘积必须达到一定的值。许多核聚变装置,包括 ITER,设计的时候都满足劳逊判据。)
等离子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,它总在你绝望时给你来一个充满希望的实验现象。1982 年时,科学家们观测到一种叫做 “高约束模式” 的物理现象,等离子体在温度上升的同时,能量约束时间下降不会那么快,在合适的装置尺寸下,托卡马克就能满足劳逊判据。
《晚点》:为什么还会有 “核聚变永远还有 50 年” 的说法?
谭熠:到 1990 年代以后,国际关系形势又不一样了:苏联解体、石油变得非常便宜,不存在能源危机。大家觉得,聚变也没有那么急切,美国人那段时间还觉得 ITER 太费钱,一度退出。1990 年代到 2010 年,虽然几个装置都实现了聚变反应,功率到 10 兆瓦以上,但实际上是聚变辉煌阶段的余晖了。之后大家也没有太多投入,只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,进展缓慢。“聚变永远 50 年” 的说法其实这段时间才出现。
到 2010 年前后,大家又发现,高温超导和 AI 技术能推动核聚变发展,再加上全球变暖,对核聚变的需求又迫切起来了。从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,也是最近这一波,大家又开始投资聚变。
前面的 “永远 50 年”,现在变成 “就在 10 年内”,都是客观表述。这与资金投入程度,技术突破等等都有关系。“永远 50 年” 在当时是对的,现在这个阶段 “不到 10 年” 有可能也是对的。
核聚变有自己的 Scaling Laws
《晚点》:高温超导、AI 技术,能怎样加速核聚变?
谭熠:高温超导对托卡马克和仿星器(外形像一个麻花,形成的复杂磁场也能约束等离子体)这两种磁约束路线影响最大。从基本原理来讲,磁约束聚变装置,聚变输出功率由如下因素决定:首先是尺寸的三次方或者体积,一个堆建得越大,功率肯定越高;另一方面,它也正比于磁场的四次方和磁场利用效率的平方。用高温超导磁体大幅提升磁场强度,你就可以缩小堆的尺寸,降低建造成本,同时不降低输出功率。
AI 则可以让一个(反应)堆运行得更稳定,可能让等离子体性能有百分之几十的提升。一个装置运行得好与差,可能就是百分之几十的性能差异。
聚变等离子体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体系,它也是一个黑盒子。聚变等离子体要求密度是,每立方米有 10 的 20 次方(100000000000000000000)个粒子。我们现在的超级计算机都无法模拟如此巨量的粒子运动。
现在大家唯一信得过的就是做实验,不同国家的不同团队,在不同装置上做不同实验,得到数据后做一个拟合,得出来规律。虽然大家说不清背后有什么道理,但都认为这个是可信的。
这个过程就跟训练 AI 模型有点像。你可以把 AI 当成一个拟合器,只是它的参数非常非常多,几十个 Billion。如果把等离子体的每个粒子都当成一个参数,它们天然之间就存在一些共同之处。理论不好弄,不好预测这些,那就通过数据去推测,AI 能起到作用也比较自然。
《晚点》:现在很多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,短期目标都是要让核聚变输出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(Q 值>1)。有明确的路径吗?
谭熠:是的。Q 值大于 1,或者有些激进一点,Q 等于 10 或者大于 10,这是建成商用聚变电站之前的里程碑。在磁约束方面,我刚才说的三个因子,尺寸、磁场和磁场利用效率,决定了三种不同的路线:
我们管 ITER 这个叫做巨型托卡马克路线,把尺寸做大,比较稳妥但昂贵。另一种叫做强(磁)场托卡马克,我把尺寸控制住,提高磁场后,也能获得足够的聚变功率。还有一种叫球形托卡马克,装置尺寸控制得很小,磁场要高一点,也不用前者那么高,但把磁场利用效率提高。
《晚点》:但现在全球 40 多家聚变商业公司尝试 20 多种不同类型的核聚变装置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装置?它们的差别是什么?
谭熠:差别挺大的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方案,我觉得反映了科学家追求聚变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创意,因为聚变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。
仿星器示意图,用复杂的线圈构成磁场。图片来自 Science。
《晚点》:也就是说,聚变怎么实现还没有达成共识。
谭熠:没错。现在大家公认托卡马克最领先,但哪种方案最有可能建成聚变电站,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,谁也说不好。
《晚点》:星环选的是球形的托卡马克装置。为什么?
谭熠:当然是我们发现球形托卡马克最好。不过我们也有路径依赖。毕竟我们研究球形托卡马克 20 年了。
它的优点已经被大量实验证实,比如磁场利用效率很高,相对容易实现核聚变等。它的麻烦之处在于,想长时间连续运行,比传统托卡马克更难。所以星环聚能做了大幅调整,把它变成一个脉冲、重复运行的装置,把这个问题跳过去了。
另一方面,加热也比较麻烦。它的功率密度高,背后是等离子体密度比较高,外部的各种电磁波都打不进去,就不能很好地加热等离子体。有些波能注入进去,也是战战兢兢的,一旦等离子体的位置稍微有点移动,或者其他参数发生变化,效率就会大幅降低,一些波反射还会把射频加热系统的很多部件打坏。加热系统也非常昂贵,反正就是各种的难、贵。
未来聚变堆要这么如履薄冰地运行,也不合适。所以我们也改造了加热方式,让它变得像多冲程内燃机那样,重复循环工作。它正好与我们脉冲重复运行的方式完美结合,这应该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技术路线。
《晚点》:同行用的方案看上去挺简单,就是把托卡马克的磁体改成高温超导磁体,让磁场更强,也有可能达到预想的效果。
谭熠:那是他们没把话说完。强磁场的最终目的也是提高功率密度,都会面临我说的这些问题。有时候我觉得,托卡马克你要去看本质,它就是一个变压器,就不适合长时间稳态运行。现在大家搞了各种辅助设备,勉强把它变成了可以长时间稳态运行的装置,但是强扭的瓜成本很高。研究装置成本高点没问题。但作为聚变电站,到电力市场上竞争,就要考虑成本问题。
《晚点》:所以商业公司不需要做太多聚变基础研究,只需要把工程做好就可以了?
谭熠:这是现实情况。即使是 ITER,也按照过去实验得到的规律设计,并不是把聚变的等离子体基本物理都了解清楚了。我们从实验中获得的 “定标律”,影响最大的因子就是装置的磁场、尺寸、电流大小等。想要改变这些因子,就是要不停地把工程技术迭代下去,做性能更高的装置。
《晚点》:定标律是什么意思?
谭熠:根据几百个实验数据拟合出来一条线,或者说是一个包含 10 来个因子的函数,就是 Scaling Laws,现在大模型也讲这个。
从头做一家核聚变创业公司,不能只看到问题
《晚点》:你在 2016 年创办了一家叫硕橙科技的公司,主要产品是你们研究托卡马克装置时衍生的技术,用声波检测机器状态。那个时候,跟你们路线相近的托卡马克能源已经成立 7 年,Helion 也成立 3 年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创业做核聚变呢?
谭熠:16 年的时候,我们确实知道国际同行在做核聚变公司。但我们不知道国内资本市场是什么样的态度,连创业都是第一次有想法,对创业的环境、过程、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完全没有认识。星环聚能这套技术路线,当时也没有完全形成,先借助硕橙将聚变衍生技术用到工业领域,也是挺好的一件事。
《晚点》:后来发生了什么,让你觉得可以做一个聚变公司?
谭熠:硕橙科技的创办和发展是很重要的铺垫。硕橙是一个从想法到产品的完整过程,也让我更多地基于用户需要思考和解决问题。2018 年-2020 年的时候,硕橙已经完成前几轮融资,也有一些比较熟的投资人会经常沟通。21 年,投资人朋友认为中国的风投市场能够容纳聚变公司。我们的技术路线也准备好了,也反复地跟海外同行比较过,优势非常突出,所以决定创办星环聚能。
《晚点》:国内做核聚变的研究机构不多,做成商业公司更少。创办星环聚能的时候,你们从哪去找合适的人?
谭熠:清华大学有个运行了 20 年的小球形托卡马克装置,虽然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托卡马克之一,但也是一个完整的托卡马克,该有的部件都有。我们的核心团队都是这个实验室出来的博士,他们聪明能干,而且在这个装置上面已经有五六年的实战经验。他们组成公司的科学家团队,把聚变的物理问题转换成普通的工程问题,比如将聚变等离子体的控制问题,转换为要在何处加设多少匝线圈(机械工程),通过多大电流(电气和电子工程)的问题。这些方向专业的工程技术人才,我们在市场上正常去招就行了,选择余地也比较大。
《晚点》:从头做一个核聚变装置大概是怎样的过程?
谭熠:你得先明确物理目标,主要是电子密度、温度、能量约束时间、等离子体电流、磁场、等离子形状等等要达到什么地步;设定这些目标后,要做物理设计,需要多大的真空室、多大的磁场线圈、位置怎么放、每个线圈电流多少;物理设计结束以后,进入工程设计阶段,把刚才的这些物理指标变成一个可加工、可安装、便于维护的机械实体;然后就开始组装,建设配套的电源和控制系统,之后开始调试;最后就运行,获得第一等离子体,然后不断优化,把它提高到目标的参数上去。
《晚点》:听上去核聚变行业没太多的秘密。
谭熠:大的原理大家都清楚。包括我们这个技术路线,一说出去,同行一听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。当然,细节上会有哪些坑,要怎么处理,就只能你自己去操作才能够感受,才能够解决。建设和运行装置时,我们吃了很多苦头,各种困难层出不穷,有段时间每周都在出问题。
星环聚能建成的第一代核聚变装置。图片来自星环聚能。
《晚点》:如果把核聚变发电当做一个 100% 的进度条。星环的第一代装置,点亮等离子体、加热到 1700 万度,意味着走了多少?
谭熠:如果完全看参数,进度条就是 20% 还不到。毕竟要到 1 亿度,才能达到核聚变反应条件。但是时间上倒不一定,不管是我们,还是其它研究院所或者是企业,一代装置和下一代装置之间的性能提升都是指数级的。按照我们的设想,下一代装置应该能达到 Q 大于 1 甚至 Q 大于 10 的程度。
《晚点》:Q 值大于 10,行业里没有任何一个装置做到过。你们的信心来自哪?
谭熠:来自于刚才说的定标律。
《晚点》:什么时候建成?
谭熠:按照我们路线图,希望 27 年能建成。我们也坦诚,可能会有一些意外,有些技术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研发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是朝这个目标努力。
《晚点》:不会有困难或技术障碍吗?
谭熠:单纯根据定标律来走,其实没有太多困难。麻烦的是,定标律最高也就到 JET 这个参数(5.2 秒核聚变),真正到 Q 大于 10,是 ITER 这个指标。JET 之下,数据点非常密集,大家认为定标律是相当可信的。但 JET 之上到 ITER 其实有一段空白。这个空白区域,是不是仍然符合定标律,大家有些不太确定。
中间有空白,悲观的人当然可以往坏了想。但作为一个创业者,我会往好了想,装置真的做那么大,性能很有可能是优于定标律的。等离子体已经表现出来好几次这种特质,你很绝望的时候,它总是会产生一些你完全没预料到的现象,表现得比预期更好。
《晚点》:建这样一个装置,有公司说要花 35 亿元人民币。你们说只用 12 亿元就可以干出来,为什么?
谭熠:我们的技术路线省了很多额外设备,加热、电流驱动这种都不要了,可以大幅降低成本。通常来讲,一个托卡马克装置,它的电流驱动和辅助加热系统,成本可能要比主机高不少。我们的尺寸比强磁场托卡马克路线还要小,这也能降低成本。
《晚点》:就算是 12 亿,也超出星环现在融到的钱。你们融资顺利吗?
谭熠:我们每天都会去接触各类投资人。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,国外没有其他公司跟我们的方案完全一样,或者直接点,就是美国人没有这样的方案。我们要额外向投资人介绍,为什么没有美国人走,我们的路线可以实现。那些与美国人方案类似的公司融资时,反倒不需要做这些。创新要成体系才行。我们的创业者、科学家已经有足够多的原始创新时,希望投资人也有这个胆识,敢投这种美国公司没有投过的技术路线。
《晚点》:你们想过核聚变能发电后怎么变现吗?直接卖给电网?
谭熠:让电力上网,其实有很严格的手续,但我持乐观态度。如果不上电网,就比较自由开放,很多民营公司都有自备电厂。国内有一些数据中心的运营方、电动汽车和电池厂商,都可能有潜在的需求,比如电动车出厂时要充满电,他们认为从电网上买有点贵。我们的反应堆比较紧凑,也可以放在十万吨级以上的船上面,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场景。
《晚点》:星环运营这 2 年,你对核聚变更乐观了吗?
谭熠:乐观了。我亲身体会到,资金支持力度上来,管理体制做了企业化改变以后,速度快了很多。商业化运行这两年取得的成果,可能比我之前 20 年取得的都多。
从我个人角度讲,这个事情商业化后,就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了。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不确定,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,但不管怎么着,都得把它给解决掉。这是一个现实要求。
《晚点》:普通人用上核聚变装置发的电,还得多长时间?
谭熠:按照我们的计划,十年左右。
题图:谭熠在清华大学实验室中接受访谈,由晚点作者拍摄。